一、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」曰：「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！」（論語‧憲問篇）
二、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。」（論語‧憲問篇）
三、子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？」或曰：「管仲儉乎？」曰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曰：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為兩家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（論語‧八佾篇）
1.官事不攝：一處有一處之官，不相兼攝，指排場闊綽。
2.樹塞門：所以隔內外，或用木屏風，或用土牆，或在門內，或在門外，古代只有國君可用。 若大夫家中，只能用簾子，掛在庭階前。管仲樹塞門，便是僭禮。
3.反坫：築土為之，在兩楹之間，兩國君王相見，應酬飲酒之後，把酒器放在坫上。坫為反 爵，故曰反坫。
2008年5月27日 星期二
2008年5月23日 星期五
談「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」
＜太史公自序＞一文所呈現的問題──談「貶天子、退諸侯、討大夫」
司馬遷＜報任安書＞是一篇滿腔悲憤的抒情文字，＜太史公自序＞則是一篇紹承春秋微言大義的序文，如果＜報任安書＞是一篇「小離騷」，那麼＜太史公自序＞，就算得上是一篇「小春秋」了。
＜太史公自序＞：「……『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、書、禮、樂之際？』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」司馬遷隱然以紹述聖統自居，雖自詡承六經以成儒家大業，惟多著墨於春秋之上。文中假上大夫壺遂兩問兩答，也以春秋為主軸。
上大夫壺遂曰：「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？」
太史公答以：「余聞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』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』」
類似的文字，在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也看得到，＜俞序＞第十六：「史記十二公之間，皆衰世之事，故門人惑。孔子曰：『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。以為見之空言，不如行事之博深切明。』又說：「撥亂世，反之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
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也這麼記載：「撥亂世，反諸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
在以上《史記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公羊傳》的經文互見中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找到它們的緊密關係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，自然上承春秋之旨，司馬遷雖無師承董仲舒的具體記載，但是處在獨尊儒術、罷黜百家的董仲舒熱的大環境中，他自己又說：「余聞董生曰……」一定程度的請益、學習是可以確信的。從時間縱向的聯結，司馬遷作史記，頗有春秋褒貶之意，也就愈趨合理了。
《公羊傳》哀公十四年載：「撥亂世，反諸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＜太史公自序＞：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這兩處文字所表現的「革命」意義，大體來說是相當一致的。
撥亂反正，意在撥除世及之亂制，因為家天下不合理的帝位傳承，不管是世襲制或兄終弟及制都應革其一家之王命。所謂「撥亂反正」，即革除長久以來家天下不合理的政治體制，以回復堯舜等公天下的禪讓之治，這是公羊學派的主張。史家常以為堯、舜、禹恐係神話，殊不可信而致疑，以為信史始於商。其實有沒有堯、舜、禹這些人物，有沒有唐、虞、夏這些時代並不重要，如果真的是孔子或其傳承者所杜撰的傳說或虛構的神話，則堯、舜、禹所代表的思想就十分重要，也十分進步了！在家天下的體制下，建構出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的公天下概念，是十分富有革命性的。
太史公的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，更明白的點出了春秋的革命說。「公羊傳之說春秋，甚富於革命思想。漢何休注公羊，復立春秋新周王魯之說，革命之義益著。」（陳柱《公羊家哲學革命說》）春秋的時代，政治權柄不在天子，也不在諸侯，所以太史公明確的提出「討大夫」的春秋革命論。
論語季氏篇第十六：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！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！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！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孔子不說：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諸侯。而說不在大夫，恐怕當時大夫作亂、不守禮樂的情形才是孔子最憂心的。另外，「季孫氏八佾舞於庭」也足資證明。
論語陽貨篇第十七，有兩段關於大夫家臣據地作亂，企圖反叛大夫的文字，十分寶貴，惟清初崔述作《洙泗考信錄》，以為殊不可信，孔子當不會助家臣叛主，人多從之。
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，子路不說。曰：「末之也已！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子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」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昔者，由也聞諸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然！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？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？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
公山弗擾為季氏（季桓子）家臣，與陽虎共執季桓子，欲召孔子而反。佛肸晉大夫趙氏之宰，（《史記》＜孔子世家＞則以為佛肸係范中行中家臣），據中牟欲叛其主。
公山弗擾、佛肸未必為君子，師出也未必有名，惟季氏、趙氏皆當討伐之大夫，孔子或有依附之意，其志在討大夫，不在從小人，以遂革命之意。子路兩不悅於夫子，當堂質疑問難，情急可知。夫子兩答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」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？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？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其憂道之不行，急於用世之心，自不待言。惜兩次都未成行，惟革命之志昭昭然，只能以俟後聖。
子曰：「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！」則夫子學易韋編三絕，鑽研之精明矣。其所作十翼——革卦彖傳：「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革之時義大矣哉！」革命二字，實始見於此。孟子云：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。」孟子私淑於孔子，革獨夫紂之王命，發揮革命深旨，豈偶然哉？
春秋新周王魯，以魯當新王，目的也是在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王事者何？立王道之政也。使近者悅，遠者來，以達「王者無外」的境域。吾國政治歷史最大的扭曲，係來自「天子、諸侯、大夫」這一套為「天下為家」量身打造的統治權威，若無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的精神，則歷史真相不明，是非不辨，也就無法達到「以達王事」的目的，太史公私擬孔子作春秋之微旨，以之作史記，主要也在發揮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，與權威相抗，此史記紹述夫子「撥亂反正」之志也。
在＜太史公自序＞中，司馬遷又說：「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，周失其道而春秋作，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。諸侯作難，風起雲蒸，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，自涉發難。」太史公以陳涉比之湯武革命，以首先舉義列於世家，此和夫子作春秋新周王魯之意相合。孔子有王者之德，無王者之位，故曰素王。他以魯國當新王，寄寓文王（法其生不法其死，故當指文德之王）革命之意。孔子又云：「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」，此比況之意，所以前言答子路之問：「吾其（豈）為（助也）東周乎？」不就委婉引出孔子自有一套政治主張？這和論語八佾篇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」熱情地推崇西周文化，以及述而篇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，久矣無不復夢見周公。」慨嘆道不得行，否定西周，並非矛盾，而是政治思想的進一步提昇，因為西周再好，周公如何制禮作樂，這些都是家天下的產物！所以，他有撥除家天下之亂的抱負，打的旗號就是公天下之王政！
春秋所記起於魯隱公元年，迄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止，凡十二公，二百四十二年間事。春秋記十二公之時，旁及同時代諸國之事，要以君不君臣不臣之亂，以為後人者戒，所以「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」。
春秋止於西狩獲麟，獲麟，祥瑞之象，古真命天子出而麟（仁獸）始至，所謂「有王者則至，無王者則不至。」公羊言獲麟者薪采者也，非傳統所謂特定的真命天子，則人人皆可為堯舜，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其意明矣，革命之義豈不在其中？《史記》上紀黃帝，下至麟止，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，則史遷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。
一說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？」子路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祝予？」蓋天生顏淵、子路，為夫子輔佐，二人皆死，西狩獲麟而門生死，孔子以為：「吾道窮矣」，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。漢武帝獲白麟改號元狩，太史公借以終其史，蓋亦傷老之嘆矣。
陳涉首義以有道伐無道，湯武革命誅獨夫紂，春秋賞善罰惡之書，可見一斑。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言孔子作春秋之意，尤為顯豁：「君子曷為為春秋？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於春秋。則未知其為是與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！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，以君子之為，亦有樂乎此也！」二千多年後，孫逸仙先生開民國之先，或可曰孔聖所期的「後聖」吧！
司馬遷＜報任安書＞是一篇滿腔悲憤的抒情文字，＜太史公自序＞則是一篇紹承春秋微言大義的序文，如果＜報任安書＞是一篇「小離騷」，那麼＜太史公自序＞，就算得上是一篇「小春秋」了。
＜太史公自序＞：「……『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、書、禮、樂之際？』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」司馬遷隱然以紹述聖統自居，雖自詡承六經以成儒家大業，惟多著墨於春秋之上。文中假上大夫壺遂兩問兩答，也以春秋為主軸。
上大夫壺遂曰：「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？」
太史公答以：「余聞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』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』」
類似的文字，在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也看得到，＜俞序＞第十六：「史記十二公之間，皆衰世之事，故門人惑。孔子曰：『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。以為見之空言，不如行事之博深切明。』又說：「撥亂世，反之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
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也這麼記載：「撥亂世，反諸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
在以上《史記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公羊傳》的經文互見中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找到它們的緊密關係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，自然上承春秋之旨，司馬遷雖無師承董仲舒的具體記載，但是處在獨尊儒術、罷黜百家的董仲舒熱的大環境中，他自己又說：「余聞董生曰……」一定程度的請益、學習是可以確信的。從時間縱向的聯結，司馬遷作史記，頗有春秋褒貶之意，也就愈趨合理了。
《公羊傳》哀公十四年載：「撥亂世，反諸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＜太史公自序＞：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這兩處文字所表現的「革命」意義，大體來說是相當一致的。
撥亂反正，意在撥除世及之亂制，因為家天下不合理的帝位傳承，不管是世襲制或兄終弟及制都應革其一家之王命。所謂「撥亂反正」，即革除長久以來家天下不合理的政治體制，以回復堯舜等公天下的禪讓之治，這是公羊學派的主張。史家常以為堯、舜、禹恐係神話，殊不可信而致疑，以為信史始於商。其實有沒有堯、舜、禹這些人物，有沒有唐、虞、夏這些時代並不重要，如果真的是孔子或其傳承者所杜撰的傳說或虛構的神話，則堯、舜、禹所代表的思想就十分重要，也十分進步了！在家天下的體制下，建構出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的公天下概念，是十分富有革命性的。
太史公的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，更明白的點出了春秋的革命說。「公羊傳之說春秋，甚富於革命思想。漢何休注公羊，復立春秋新周王魯之說，革命之義益著。」（陳柱《公羊家哲學革命說》）春秋的時代，政治權柄不在天子，也不在諸侯，所以太史公明確的提出「討大夫」的春秋革命論。
論語季氏篇第十六：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！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！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！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孔子不說：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諸侯。而說不在大夫，恐怕當時大夫作亂、不守禮樂的情形才是孔子最憂心的。另外，「季孫氏八佾舞於庭」也足資證明。
論語陽貨篇第十七，有兩段關於大夫家臣據地作亂，企圖反叛大夫的文字，十分寶貴，惟清初崔述作《洙泗考信錄》，以為殊不可信，孔子當不會助家臣叛主，人多從之。
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，子路不說。曰：「末之也已！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子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」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昔者，由也聞諸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然！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？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？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
公山弗擾為季氏（季桓子）家臣，與陽虎共執季桓子，欲召孔子而反。佛肸晉大夫趙氏之宰，（《史記》＜孔子世家＞則以為佛肸係范中行中家臣），據中牟欲叛其主。
公山弗擾、佛肸未必為君子，師出也未必有名，惟季氏、趙氏皆當討伐之大夫，孔子或有依附之意，其志在討大夫，不在從小人，以遂革命之意。子路兩不悅於夫子，當堂質疑問難，情急可知。夫子兩答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」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？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？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其憂道之不行，急於用世之心，自不待言。惜兩次都未成行，惟革命之志昭昭然，只能以俟後聖。
子曰：「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！」則夫子學易韋編三絕，鑽研之精明矣。其所作十翼——革卦彖傳：「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革之時義大矣哉！」革命二字，實始見於此。孟子云：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。」孟子私淑於孔子，革獨夫紂之王命，發揮革命深旨，豈偶然哉？
春秋新周王魯，以魯當新王，目的也是在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王事者何？立王道之政也。使近者悅，遠者來，以達「王者無外」的境域。吾國政治歷史最大的扭曲，係來自「天子、諸侯、大夫」這一套為「天下為家」量身打造的統治權威，若無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的精神，則歷史真相不明，是非不辨，也就無法達到「以達王事」的目的，太史公私擬孔子作春秋之微旨，以之作史記，主要也在發揮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，與權威相抗，此史記紹述夫子「撥亂反正」之志也。
在＜太史公自序＞中，司馬遷又說：「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，周失其道而春秋作，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。諸侯作難，風起雲蒸，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，自涉發難。」太史公以陳涉比之湯武革命，以首先舉義列於世家，此和夫子作春秋新周王魯之意相合。孔子有王者之德，無王者之位，故曰素王。他以魯國當新王，寄寓文王（法其生不法其死，故當指文德之王）革命之意。孔子又云：「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」，此比況之意，所以前言答子路之問：「吾其（豈）為（助也）東周乎？」不就委婉引出孔子自有一套政治主張？這和論語八佾篇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」熱情地推崇西周文化，以及述而篇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，久矣無不復夢見周公。」慨嘆道不得行，否定西周，並非矛盾，而是政治思想的進一步提昇，因為西周再好，周公如何制禮作樂，這些都是家天下的產物！所以，他有撥除家天下之亂的抱負，打的旗號就是公天下之王政！
春秋所記起於魯隱公元年，迄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止，凡十二公，二百四十二年間事。春秋記十二公之時，旁及同時代諸國之事，要以君不君臣不臣之亂，以為後人者戒，所以「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」。
春秋止於西狩獲麟，獲麟，祥瑞之象，古真命天子出而麟（仁獸）始至，所謂「有王者則至，無王者則不至。」公羊言獲麟者薪采者也，非傳統所謂特定的真命天子，則人人皆可為堯舜，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其意明矣，革命之義豈不在其中？《史記》上紀黃帝，下至麟止，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，則史遷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。
一說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？」子路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祝予？」蓋天生顏淵、子路，為夫子輔佐，二人皆死，西狩獲麟而門生死，孔子以為：「吾道窮矣」，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。漢武帝獲白麟改號元狩，太史公借以終其史，蓋亦傷老之嘆矣。
陳涉首義以有道伐無道，湯武革命誅獨夫紂，春秋賞善罰惡之書，可見一斑。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言孔子作春秋之意，尤為顯豁：「君子曷為為春秋？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於春秋。則未知其為是與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！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，以君子之為，亦有樂乎此也！」二千多年後，孫逸仙先生開民國之先，或可曰孔聖所期的「後聖」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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