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5月23日 星期五

談「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」

<太史公自序>一文所呈現的問題──談「貶天子、退諸侯、討大夫」

司馬遷<報任安書>是一篇滿腔悲憤的抒情文字,<太史公自序>則是一篇紹承春秋微言大義的序文,如果<報任安書>是一篇「小離騷」,那麼<太史公自序>,就算得上是一篇「小春秋」了。

<太史公自序>:「……『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,有能紹明世,正易傳,繼春秋,本詩、書、禮、樂之際?』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讓焉。」司馬遷隱然以紹述聖統自居,雖自詡承六經以成儒家大業,惟多著墨於春秋之上。文中假上大夫壺遂兩問兩答,也以春秋為主軸。

上大夫壺遂曰:「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?」

太史公答以:「余聞董生曰:『周道衰廢,孔子為魯司寇,諸侯害之,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為天下儀表,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,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』子曰:『我欲載之空言,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』」

類似的文字,在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也看得到,<俞序>第十六:「史記十二公之間,皆衰世之事,故門人惑。孔子曰:『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。以為見之空言,不如行事之博深切明。』又說:「撥亂世,反之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

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也這麼記載:「撥亂世,反諸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

在以上《史記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公羊傳》的經文互見中,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找到它們的緊密關係,董仲舒治公羊春秋,自然上承春秋之旨,司馬遷雖無師承董仲舒的具體記載,但是處在獨尊儒術、罷黜百家的董仲舒熱的大環境中,他自己又說:「余聞董生曰……」一定程度的請益、學習是可以確信的。從時間縱向的聯結,司馬遷作史記,頗有春秋褒貶之意,也就愈趨合理了。

《公羊傳》哀公十四年載:「撥亂世,反諸正。莫近於春秋。」<太史公自序>:「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,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這兩處文字所表現的「革命」意義,大體來說是相當一致的。

撥亂反正,意在撥除世及之亂制,因為家天下不合理的帝位傳承,不管是世襲制或兄終弟及制都應革其一家之王命。所謂「撥亂反正」,即革除長久以來家天下不合理的政治體制,以回復堯舜等公天下的禪讓之治,這是公羊學派的主張。史家常以為堯、舜、禹恐係神話,殊不可信而致疑,以為信史始於商。其實有沒有堯、舜、禹這些人物,有沒有唐、虞、夏這些時代並不重要,如果真的是孔子或其傳承者所杜撰的傳說或虛構的神話,則堯、舜、禹所代表的思想就十分重要,也十分進步了!在家天下的體制下,建構出「大道之行也,天下為公」的公天下概念,是十分富有革命性的。

太史公的「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」,更明白的點出了春秋的革命說。「公羊傳之說春秋,甚富於革命思想。漢何休注公羊,復立春秋新周王魯之說,革命之義益著。」(陳柱《公羊家哲學革命說》)春秋的時代,政治權柄不在天子,也不在諸侯,所以太史公明確的提出「討大夫」的春秋革命論。

論語季氏篇第十六:孔子曰:「天下有道,則禮樂征伐,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,則禮樂征伐,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,蓋十世希不失矣!自大夫出,五世希不失矣!陪臣執國命,三世希不失矣!天下有道,則政不在大夫,天下有道,則庶人不議。」孔子不說:天下有道,則政不在諸侯。而說不在大夫,恐怕當時大夫作亂、不守禮樂的情形才是孔子最憂心的。另外,「季孫氏八佾舞於庭」也足資證明。

論語陽貨篇第十七,有兩段關於大夫家臣據地作亂,企圖反叛大夫的文字,十分寶貴,惟清初崔述作《洙泗考信錄》,以為殊不可信,孔子當不會助家臣叛主,人多從之。

公山弗擾以費畔,召,子欲往,子路不說。曰:「末之也已!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子曰:「夫召我者,而豈徒哉?如有用我者,吾其為東周乎?」

佛肸召,子欲往。子路曰:「昔者,由也聞諸夫子曰: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,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,子之往也,如之何?」子曰:「然!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,磨而不磷?不曰白乎,涅而不緇?吾豈匏瓜也哉?焉能繫而不食?」

公山弗擾為季氏(季桓子)家臣,與陽虎共執季桓子,欲召孔子而反。佛肸晉大夫趙氏之宰,(《史記》<孔子世家>則以為佛肸係范中行中家臣),據中牟欲叛其主。

公山弗擾、佛肸未必為君子,師出也未必有名,惟季氏、趙氏皆當討伐之大夫,孔子或有依附之意,其志在討大夫,不在從小人,以遂革命之意。子路兩不悅於夫子,當堂質疑問難,情急可知。夫子兩答:「夫召我者,而豈徒哉?如有用我者,吾其為東周乎?」「不曰堅乎,磨而不磷?不曰白乎,涅而不緇?吾豈匏瓜也哉?焉能繫而不食?」其憂道之不行,急於用世之心,自不待言。惜兩次都未成行,惟革命之志昭昭然,只能以俟後聖。

子曰:「假我數年,五十以學易,可以無大過矣!」則夫子學易韋編三絕,鑽研之精明矣。其所作十翼——革卦彖傳:「天地革而四時成,湯武革命,順乎天而應乎人。革之時義大矣哉!」革命二字,實始見於此。孟子云:「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弒君也。」孟子私淑於孔子,革獨夫紂之王命,發揮革命深旨,豈偶然哉?

春秋新周王魯,以魯當新王,目的也是在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王事者何?立王道之政也。使近者悅,遠者來,以達「王者無外」的境域。吾國政治歷史最大的扭曲,係來自「天子、諸侯、大夫」這一套為「天下為家」量身打造的統治權威,若無「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」的精神,則歷史真相不明,是非不辨,也就無法達到「以達王事」的目的,太史公私擬孔子作春秋之微旨,以之作史記,主要也在發揮「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」,與權威相抗,此史記紹述夫子「撥亂反正」之志也。

在<太史公自序>中,司馬遷又說:「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,周失其道而春秋作,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。諸侯作難,風起雲蒸,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,自涉發難。」太史公以陳涉比之湯武革命,以首先舉義列於世家,此和夫子作春秋新周王魯之意相合。孔子有王者之德,無王者之位,故曰素王。他以魯國當新王,寄寓文王(法其生不法其死,故當指文德之王)革命之意。孔子又云:「齊一變至於魯,魯一變至於道」,此比況之意,所以前言答子路之問:「吾其(豈)為(助也)東周乎?」不就委婉引出孔子自有一套政治主張?這和論語八佾篇:「周監於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從周。」熱情地推崇西周文化,以及述而篇:「甚矣,吾衰也,久矣無不復夢見周公。」慨嘆道不得行,否定西周,並非矛盾,而是政治思想的進一步提昇,因為西周再好,周公如何制禮作樂,這些都是家天下的產物!所以,他有撥除家天下之亂的抱負,打的旗號就是公天下之王政!

春秋所記起於魯隱公元年,迄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止,凡十二公,二百四十二年間事。春秋記十二公之時,旁及同時代諸國之事,要以君不君臣不臣之亂,以為後人者戒,所以「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」。

春秋止於西狩獲麟,獲麟,祥瑞之象,古真命天子出而麟(仁獸)始至,所謂「有王者則至,無王者則不至。」公羊言獲麟者薪采者也,非傳統所謂特定的真命天子,則人人皆可為堯舜,天下者,天下人之天下也,其意明矣,革命之義豈不在其中?《史記》上紀黃帝,下至麟止,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,則史遷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。

一說顏淵死,子曰:「噫!天喪予?」子路死,子曰:「噫!天祝予?」蓋天生顏淵、子路,為夫子輔佐,二人皆死,西狩獲麟而門生死,孔子以為:「吾道窮矣」,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。漢武帝獲白麟改號元狩,太史公借以終其史,蓋亦傷老之嘆矣。

陳涉首義以有道伐無道,湯武革命誅獨夫紂,春秋賞善罰惡之書,可見一斑。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言孔子作春秋之意,尤為顯豁:「君子曷為為春秋?撥亂世,反諸正,莫近於春秋。則未知其為是與?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?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!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,以君子之為,亦有樂乎此也!」二千多年後,孫逸仙先生開民國之先,或可曰孔聖所期的「後聖」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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